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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士族在治国平天下方面的表现
之前我们已经谈到，东晋时期的士族精神寄托在庄子的哲学意境中，介绍了他们在寄情于山水、文学艺术上的独特表现，也分析了一些士人在日常行为举止中的具体案例。
不过，士人终究是士人，他们那份洒脱与风度，最关键的地方应该是体现在治国理政之上。那么，东晋士族在治国方面的实际表现又是如何呢？
历代对他们的评价总体偏向负面，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（1）骄奢自负、能力不足。
（2）缺乏真正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，对百姓多有剥削和残酷。
展开剩余88%（3）对北伐战争的态度多为表面功夫，缺少真诚和实际作为。
总体来说，东晋士人在文学艺术和风雅生活中表现得洒脱俊逸，但在治理国家、平定天下方面，却很难见到同样的风范。
公元339年，王导、庾亮相继去世后，新一代的东晋士人纷纷登上政坛，试图展现他们的才能和气魄。这一时期堪称东晋士族的集体“表演”舞台，但遗憾的是，除了桓温之外，其余人几乎都未能合格。
褚裒面对有利的形势却连连失利，羞愤而自尽；殷浩北伐两次均告失败，谢尚在其中负有重要责任。荀羡、诸葛攸、谢万等人，甚至丢失了桓温两次北伐所取得的成果。
而刘惔、王濛等号称东晋顶级名士，除了躲在幕后发些冷嘲热讽之外，几乎无所作为。
他们的骄纵与无能，在谢万和王徽之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，下面详细分析这两人的表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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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谢万的日常表现与战场作为
谢万是谢安的弟弟，江南名士，喜欢谈论老庄哲学，似乎颇有“不为外物所动”的风范。
一次在送别支道林的宴会上，他与蔡谟之子争夺座位，被推下椅子，却不露怒色，事后也不追究。
谢万经常摇着扇子，坐着肩舆，评说人物，甚至连他岳父王述也不放在眼里。王述升任扬州刺史时，谢万坐着肩舆跑去挖苦：“人们都说您呆板，您果然是个呆子。”王述只能辩解说自己是“大器晚成”。
谢万写有《八贤论》，认为隐居远离官场比出仕更为高尚。
然而，当他的哥哥谢尚和谢奕相继去世，家族需要有人担当重任，谢安虽谦让弟弟，谢万最终还是接受了豫州刺史的职务。
到任后，谢万态度傲慢，时常妄自尊大。谢安劝他多和士兵接触，他却召集军官，挥手一掠，冷冷说道：“诸位皆是劲卒。”引得士兵们极度反感。
注：当时两晋社会，军人被严重轻视，谢万把军人称作“劲卒”，就像现代人称学生是“劳动力”那样，极具侮辱意味。
朝廷派他率军从中路援助洛阳，因东路主将荀羡因病退兵，他误认为北方燕军实力强大，竟然不战自退，导致军队溃散。士兵们一度想杀他泄愤，最后仍因谢安面子才放他离开。事后，谢万被废为庶人。
点评：谢万的问题何在？
（a）孙绰在与谢万关于《八贤论》的争论中指出，真正的高人是“心隐”，而非简单地隐居山林，不问世事才算高人。
（b）王羲之在谢万上任豫州刺史时曾点拨他：“君子应随事而行藏，礼贤下士，与部下同甘共苦，方能成就大业。”
真正的高尚情操，应是沉入琐碎繁杂的事务中，持之以恒地去经营，而谢万却如郗超所评：“把率性任性当作本事。”
换句话说，他把放纵任性误以为是才华的表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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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王徽之的洒脱与执政风格
王徽之以雪夜访戴著称于世，他的洒脱多体现在社交场合，但这份洒脱用在官场和政务上，反倒令人不齿。
他在日常交际中言辞放肆，喜欢肆意评点他人：
曾见支道林脸上有些傲气，便嘲讽说：“要是胡子和头发都长齐了，岂不是更高傲？”令支道林尴尬不已。
他舅舅郗愔出任北府将军时，众人祝贺，他却反复在屋中念叨“应变将略，非其所长”，弄得舅舅全家尴尬万分。
前秦贵族苻宏逃亡至东晋，谢安设宴招待，苻宏霸气侧漏，众人不敢反驳。王徽之陪同，盯着苻宏半天冷言冷语：“他不过如此。”令苻宏难堪。
谢安看他“话多且浮躁”，颇不待见。
若说社交尚有率真之处，他在政务上的态度则令人失望：
桓温任命他为参军，王徽之整日披头散发，不理公务。后来桓冲继续聘用他，有一次问他负责哪个部门，他答：“大概管军马。”再问有多少马，他说“不知马，何由知数？”再问马匹死了多少，他说：“未知生，焉知死！”
一次随桓冲行军遇暴雨，王徽之从马上跳下爬进桓冲的车内，说：“公岂得独享一车！”桓冲承诺会提拔他，他却不以为意，挥手说：“西山朝来致有爽气耳。”意指不愿阿谀奉承。
问题是，既然如此轻视官场，为何还要从政？
王徽之这种对政务的冷漠和轻蔑，在东晋官场极为普遍。像刘惔、王濛这些贵为王司马昱高参的人物，也多不理政务。
刘惔被讥讽为“居官无官事，处事无事心”。
何充作为难得的勤政官员，却被他们嘲弄讥讽。
反倒是那些不做事、善于摆架子的人获得清誉，成了时代的领袖；默默实干者反遭轻视。这样的风气，怎能成就大业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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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《晋书·殷仲堪传》中，我们看到上层士族的逍遥雅致，与底层百姓的艰难困苦形成鲜明对比。
东晋时期，众多底层百姓多为北方流民，经历了家破人亡的惨痛，流落南方，却成为士族庄园的“僮奴”。他们或卖身为奴，或被掳为奴，更多的是为了逃避沉重的赋税和劳役，自愿依附于士族。
纵观中国历史，和平安定的朝代，广泛的百姓应该是“编户齐民”，享有基本人身自由。而东晋的广大百姓却多半处于半奴隶状态。
士族不仅毫无同情，反而对百姓施加压迫。以下两位名士的行为尤为明显：
（1）王廙，王敦的从弟，东晋著名书画家。
王敦排挤陶侃，安排王廙为荆州刺史。王廙上任后排斥陶侃旧部，滥杀无辜，贪暴成性，激起当地民众起义，荆州大乱。
王敦叛乱时，他不劝阻，反而助纣为虐。事后朝廷对他宽容有加。士族还称赞他“博古通今”，与谢鲲齐名。最终王廙安然善终。
若换做其他朝代，此时此刻早被满门抄斩了好几遍。
（2）殷浩之父殷羡，风流倜傥。
任豫章太守出京途中，地方士人写百余封托请信，他半路将信件投水，冷言：“沉者自沉，浮者自浮。”此语深邃却又冷酷。
但他本人在长沙为官时，贪残恶政，声名狼藉。朝中庾冰都难以提携其子殷浩。
唯有庾翼看得透彻：“上层士族为政多奸佞，弄出事端，终让下层寒士替罪。”
《晋书·良吏传》前言里，唐史家总结：两晋几无良吏，真正有德有才的寒士多被压制于下层，上层尽是高门大族子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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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晋士人与广大黎民都经历过五胡乱华的国破家亡苦难，且北方胡人政权始终是重大军事威胁。
因此，北伐成为东晋朝野的核心“政治任务”。
东晋虽被汉人视为正统，也有过多次北伐机会，但始终偏安一隅，忽视北方百姓的疾苦。
荀羡北伐时曾质问一名为前燕效力的汉族官僚：“你为何不以粮食款待我军，反助胡人为敌？你良心被狗吃了吗？”
对方答：“中原百姓受苦多年，你们都去了哪儿？”
东晋虽有多次北伐行动及预谋，如祖狄北伐、庾亮兄弟预谋、褚裒北伐、殷浩两次北伐、桓温三次北伐、谢安预谋北伐等，皆告失败。
原因多方面：北方形势复杂，指挥者无能，东晋内部不团结，互相牵制。
但更关键的是东晋高层普遍缺乏真诚的决心和团结精神，缺少励精图治的态度，只有谢安领导淝水之战一役成为例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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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专栏《探寻魏晋风度的心迹》主讲人——徐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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